髁突良性肥大是引起偏颌畸形的原因之一,临床上易于误诊,导致治疗的失败。本文根据文献资料并结合课题组的临床经验,详细阐述髁突良性肥大的病因、临床表现、诊断要点和治疗进展,为临床规范化治疗髁突良性肥大提供循证医学证据。髁突良性肥大病因包括神经营养障碍、局部循环障碍、外伤特别是幼年时期的髁突损伤、偏侧咀嚼、颞下颌关节炎、内分泌障碍、髁突骨瘤、遗传等;髁突良性肥大隐匿发病;好发于10~30岁;病程可持续多年。其临床特点为缓慢进行性颌面部不对称。放射性核素骨扫描是髁突良性肥大诊断、鉴别诊断和制定治疗方案的基础,临床需针对活动期和非活动期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包括密切观察、比例髁突切除术和正颌手术。

牙槽骨是牙种植修复的重要解剖基础,其不同的缺损程度决定了不同骨增量手术方案的选择,其中牙槽骨缺损骨增量手术是种植修复中非常关键的技术,然而其最终质、量、形重建效果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为了提高治疗效果,达到美观与功能兼顾的重建目标,临床医师需要掌握诊疗原则与规范的操作方法。为此,本文结合当前国内专家的临床经验与国外的相关临床指南,从牙槽骨缺损分类、骨增量手术方案的选择方面,对牙槽骨缺损骨增量技术进行了总结,形成专家共识。本共识建议：根据牙槽骨缺损与预期种植体植入位点的关系将缺损分为Ⅰ-0、Ⅰ-Ⅰ、Ⅱ-0、Ⅱ-Ⅰ及Ⅱ-Ⅱ五种类型。其中Ⅰ-0型为牙槽骨一侧骨板缺损不超过预期种植体长度的50%,另一侧无明显缺损;首选引导骨再生同期种植体植入术。Ⅰ-Ⅰ型为牙槽骨两侧骨板缺损均未超过预期种植体长度的50%;首选块状自体骨移植术进行骨增量,延期种植或经牙槽嵴顶上颌窦底提升同期种植体植入术。Ⅱ-0型为牙槽骨一侧骨板缺损超过预期种植体长度的50%,另一侧无明显缺损;首选块状自体骨移植术（厚度 ≤ 4 mm）或牙槽嵴劈开术（厚度 > 4 mm）进行骨增量,延期种植。Ⅱ-Ⅰ型为牙槽骨两侧骨板缺损,一侧骨板缺损超过预期种植体长度的50%,另一侧骨板缺损不超过预期种植体长度的50%;首选块状自体骨移植术或自体皮质骨帐篷技术或经牙槽嵴顶/侧壁开窗上颌窦底提升术进行骨增量,延期种植。Ⅱ-Ⅱ型为牙槽骨两侧骨板缺损且均超过预期种植体长度的50%,首选引导骨再生术联合使用刚性支架或侧壁开窗上颌窦底提升术或自体皮质骨帐篷技术,延期种植。本共识可为临床医生在牙槽骨缺损骨增量手术方案选择方面提供参考借鉴。

目的 研究牙周基础治疗前后重度慢性牙周炎患者不同牙位龈沟液(gingival crevicular fluid,GCF)中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 6,IL-6)、白细胞介素10(interleukin 10,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α,TNF-α)、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水平的变化,探讨以上4种生物标志物GCF水平与牙周状态的关系以及对牙周基础治疗效果、牙周炎活动性评估的临床意义。方法 共30例重度慢性牙周炎患者参与了为期1年的纵向试验研究(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ChiCTR-OCH-13004679)。在术前和基础治疗后1、3、6、12个月,记录牙周临床指标(菌斑指数、龈沟出血指数、探诊深度、临床附着丧失),并用滤纸条收集每例患者2个深袋牙位(探诊深度 ≥ 6 mm)和2个浅袋牙位(探诊深度 ≤ 4 mm)的GCF并称重,ELISA法测定GCF中IL-6、IL-10、TNF-α和ALP的水平。选取15名牙周健康者的30个健康牙位为重度慢性牙周炎患者的基线对照。结果 基线时,重度慢性牙周炎患者的疾病位点GCF中TNF-α、ALP、IL-6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的牙周健康位点(P<0.001),IL-10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01);重度慢性牙周炎患者深袋位点的GCF中TNF-α、ALP、IL-6水平显著高于浅袋位点(P<0.001);深袋位点IL-10水平显著低于浅袋位点(P < 0.001)。相较于基线,基础治疗后1、3、6、12个月,重度慢性牙周炎患者深袋、浅袋位点GCF中的TNF-α、ALP水平显著降低,IL-10水平显著升高(P<0.005),深袋位点GCF中IL-6水平显著降低(P < 0.005),浅袋位点的IL-6无统计学意义上的改变(P > 0.05)。治疗后1、3、6、12个月,4项牙周临床指标较基线均有改善,以上4种生物标志物水平与牙周临床指标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与IL-6、TNF-α、ALP呈正相关,与IL-10呈负相关(P < 0.05)。在基础治疗后的2次随访期间临床附着丧失增加超过2 mm的位点,GCF中4种生物标志物水平与上一次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结论 GCF中TNF-α、ALP、IL-6、IL-10这4种生物标志物的水平检测,对于判断牙周炎的严重程度、牙周基础治疗效果具有较强的临床意义。GCF中TNF-α、ALP、IL-6水平升高、IL-10水平降低可能预示着该位点出现牙周炎进展。

我国人群中薄牙周生物型较多,明显限制了正畸牙移动界限。牙周辅助加速成骨正畸治疗（periodontal accelerated osteogenic orthodontics,PAOO）不仅可以通过骨皮质切开加速牙齿移动,而且可以通过增加牙槽骨量扩大正畸牙移动范围,减少正畸治疗的牙周并发症。PAOO的发展经过了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基于“移动骨块”的截骨术到后来基于“局部加速现象”的骨皮质切开术,再到目前基于“骨组织工程学”的PAOO,已有百余年。纵观其发展史,对原理的认识决定了临床技术的发展。因此,对于PAOO应立足于基础研究,在实际临床工作中根据骨组织改建和再生的原理进行相应操作,思考手术改良。根据目前的循证证据,如行单纯的骨皮质切开术,建议选择超声骨皮质切开术或者激光辅助骨皮质切开术,并首选采用外科导航技术或在3D打印的外科导板辅助下进行;如需骨增量,尤其是大量骨增量,翻瓣的PAOO仍是首选。术区稳定、无感染是愈合的关键,因此,除了感染控制,还应保护术区免受外力干扰。目前,关于PAOO的高质量临床研究较少,未来还需要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来评价不同术式PAOO的临床疗效。本文在介绍PAOO的发展史、原理及手术注意事项的同时,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受到广泛关注。人工智能具有客观、精确、微创、省时、高效等诸多优势,将其与口腔临床诊疗相结合,能够提高医生工作效率、节约医疗资源,拥有巨大的应用前景。目前,人工智能已逐步融入口腔修复、口腔颌面外科、正畸、牙体牙髓及牙周病等多个学科：人工智能系统可实现自动备牙、自动排牙及种植体植入;深度学习可用于辅助诊断上颌窦炎症、预测拔牙治疗并发症及辅助截骨手术精确化等,并为口腔头颈肿瘤的诊断、治疗及预后分析提供重要依据;人工智能为头影测量分析带来的突破及对于患者面部吸引力的评估,推进了智能化、个性化正畸治疗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影像学等信息的深度学习与分析也促进了牙体、牙髓治疗及牙周病诊疗的完善性与精确性。人工智能技术使口腔临床诊疗由数字化到自动化、智能化的跨越成为可能,其在口腔领域的应用潜力不可小觑。本文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基本概念,重点介绍人工智能在口腔各专业领域的应用进展,并简要分析其应用的优势、问题及展望。

引导骨再生技术应用于牙槽骨缺损再生的基础是屏障膜的屏障功能及空间维持作用,因此传统屏障膜的研发策略集中关注其物理屏障功能、降解性能及如何规避免疫原性提高生物相容性。屏障膜不仅能够被动地阻挡结缔组织,其作为“异己”成分植入体内后,会引发宿主持续的免疫反应即异物反应。骨免疫学理论表明免疫系统和骨骼系统联系密切,免疫细胞在骨组织相关的病理生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这一研究背景,笔者课题组提出基于“免疫微环境调控”的屏障膜研发理念：通过对屏障膜机械性能、表面性能及理化性能的调控,赋予屏障膜良好的免疫调控能力,诱导良好的局部免疫微环境产生,从而协调成骨与破骨以及屏障膜降解过程,提高引导骨再生中屏障膜成骨效能,满足骨缺损再生修复需求。本文述评了屏障膜的发展沿革及免疫微环境、骨再生、屏障膜三者间的紧密联系,提出基于“免疫微环境调控”的屏障膜研发理念,旨在提高屏障膜的成骨效能,解决牙槽骨缺损再生修复的科学难题。

目的 研究口腔黏膜恶性黑色素瘤的临床病理特征、治疗方式及预后情况,为临床提供参考。方法 对19例原发性口腔黏膜恶性黑色素瘤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方式及随访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口腔黏膜恶性黑色素瘤患者病损表现为口腔黏膜黑色肿块,19例患者中,病损发生于牙龈者11例(58%),发生于腭部者7例(37%),发生于舌部者1例(5%);不同部位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8例患者有区域淋巴结转移,转移率为42%,其中4例为多个部位转移,区域淋巴结转移部位共计15个;19例患者,仅手术治疗者3例,仅冷冻治疗者4例,手术、冷冻、生物免疫联合治疗者12例。病理结果均为恶性黑色素瘤,免疫组化结果：S-100阳性率为95%;HMB-45阳性率为89%;Melan-A阳性率为84%。Kaplan-Meier生存分析表明,病损面积在5 cm²以下者,患者的生存率较高。结论 口腔恶性黑色素瘤临床表现为口腔黏膜黑色肿块,早期易发生转移,病损面积可能会影响疾病的预后,对于范围较大的黑色病损或肿块,要提高警惕;多采取手术治疗、冷冻治疗、生物免疫治疗等治疗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疗。

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具有自我复制和多向分化能力,对间充质组织的发育和重建十分重要。骨组织损伤修复涉及各种细胞、分子的参与,骨量的恢复需要足够MSCs迁移到损伤部位发挥重建功能。目前已经发现损伤部位的局部炎症反应能募集MSCs,促进新骨形成。同时,MSCs迁移过程中生态位的改变也会影响其生物学性能,启动定向分化阶段。本文探讨了骨组织损伤修复过程中介导MSCs迁移的相关机制,包括炎症反应中的免疫细胞和趋化信号分子通过BMP/Smads等信号通路对骨修复阶段的调控作用,并总结了高基质硬度上调整合素以及黏着斑的表达促进MSCs迁移及成骨分化能力的机制。通过药物或者转基因的方式可调控MSCs迁移能力促进骨组织损伤修复,MSCs迁移能力的提高能缩短骨组织损伤修复的时间,提高新生骨质的质量。本文就细胞迁移能力在骨组织损伤修复中的作用进行综述,以期为高迁移能力的MSCs应用于骨相关疾病的干细胞疗法以及骨组织工程领域提供参考。

种植体周炎骨缺损的重建效果依赖于骨缺损形态特征,本文就种植体周炎骨缺损的形态分类及治疗相关研究作一综述。文献回顾表明,种植体周炎骨缺损形态分类包括临床分类和影像学分类,目前临床上较常用的是Renvert分类,根据骨壁数目分为四壁骨袋、三壁骨袋、二壁骨袋、一壁骨袋及骨开裂,对种植体周炎的治疗计划具有指导意义。种植体周炎的治疗需根据种植体周骨缺损的严重程度采取不同的方式,轻度骨缺损的种植体周炎采用非手术治疗;重度骨缺损的种植体周炎建议拔除种植体;而中度骨缺损的种植体周炎,根据骨缺损形态进一步判断：对于四壁骨袋、三壁骨袋及骨开裂,多采用骨再生性手术治疗,对于浅的二壁骨袋、一壁骨袋以及水平骨吸收,多采用骨切除性手术。但是大部分种植体周炎同时存在多种骨缺损形态,需联合应用骨再生性手术和骨切除性手术。

面-颏下动脉岛状皮瓣（facial-submental artery island flap,FSAIF）是由面动脉-颏下动脉供血的筋膜皮瓣,其与口腔颌面部缺损区相邻,其质地、色泽与头面部相似,该瓣血供恒定且血运充分,制备较简单,成活率高,并发症少。根据所携带的组织,FSAIF可分为筋膜皮瓣、肌皮瓣、单纯皮瓣等,该瓣还可制备成带下颌骨的骨筋膜（肌）皮瓣,修复上颌骨缺损。由于其为带蒂瓣,能够大大缩短手术时间、卧床制动时间和住院时间,已被广泛应用于口腔颌面中型缺损修复。医师在使用FSAIF修复口腔颌面部缺损中应严格把握适应证,口腔颌面部良性肿瘤或恶性肿瘤未发生颈淋巴结转移者可安全使用;对于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发生颈淋巴结转移但无淋巴结外扩展者,在颈淋巴清扫彻底的前提下可使用该皮瓣。FSAIF修复禁忌证为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发生颈淋巴结转移且有淋巴结外扩展,此时,应选择其他组织瓣修复。

血管瘤及脉管畸形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根据临床及影像学表现,国际脉管异常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Vascular Anomalies,ISSVA）对其进行了详细分类,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迄今为止,大多数脉管畸形涉及PI3K/Akt/mTOR和RAS/MAPK/ERK这两条信号通路,这一发现对脉管畸形的诊疗产生了3个重大影响：增强了对脉管畸形生物学的理解;细化了基于基因型的脉管畸形分类;促进了治疗脉管畸形靶向药物的研发。随着基因测序、分子生物学和放射成像技术的发展,脉管畸形分类的相关性和诊断的准确性不断提高,硬化治疗、介入栓塞及靶向疗法取得了不断进步。目前,关于脉管畸形的研究多为回顾性临床研究或者低级别临床试验。本文旨在全面回顾婴幼儿血管瘤、淋巴管畸形、静脉畸形和动静脉畸形治疗的文献资料,对婴幼儿血管瘤与脉管畸形循证治疗研究进展作一述评。

外泌体是一类由活细胞分泌的具有磷脂双分子层结构的囊泡,其内携带RNA、DNA、蛋白质、脂质等多种信号分子,起到细胞间信号传递的作用,从而调控生理病理过程。外泌体的提取技术包括差速离心技术、等密度梯度离心技术、尺寸排阻色谱技术、超滤技术、聚合物共沉淀技术、免疫亲和技术、微流控分离技术等,这些提取技术各有优缺点,目前国际上尚未统一外泌体的提取标准;而且不同细胞来源及培养条件下的外泌体其特异性蛋白和遗传物质表达有所不同,从而表现特征和功能也存在差异;因此,目前外泌体多用于临床前研究,广泛应用于临床尚存在困难和挑战。本文总结了外泌体在现阶段研究领域中的进展,归纳了不同细胞来源外泌体的特征和应用、优缺点以及面临的挑战,以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外泌体的性能;同时建议需要完善外泌体提取和制备的标准化流程为外泌体的临床转化和应用提供参考。

第一恒磨牙异位萌出是早期混合牙列阶段常见的一类错颌畸形，6 ~ 10岁的儿童发病率为0.83% ~ 8.7%，并有不断升高的趋势，主要表现为第一恒磨牙萌出的近中阻生，可伴随第二乳磨牙牙根吸收和间隙丧失。第一恒磨牙异位萌出会导致患儿发生第二乳磨牙早失、牙弓发育不足与后牙段牙列严重拥挤等问题，预防及早期干预非常重要。第一恒磨牙异位萌出与牙、牙槽骨及颌骨之间差异性生长发育平衡破坏有关，其病因可分为全身因素、局部因素和医源性因素。在临床中可根据患者病史、临床及影像学检查进行诊断，并采用分牙法、第二乳磨牙远中片切及远中移动第一恒磨牙等方法进行治疗。本文就第一恒磨牙异位萌出的发病率、病因、临床表现、诊断方法以及常用治疗方案进行述评，为临床诊疗提供参考。

创伤性颞下颌关节强直是指外伤引起的髁突与颞骨关节窝之间的纤维性或骨性融合,可导致患者张口受限、咀嚼困难,甚至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当儿童或青少年发生创伤性颞下颌关节强直,还会导致面部发育不对称、小颌畸形、咬合关系错乱等,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该病一旦发生则治疗困难、易复发,而且发病机制不清,一直是口腔颌面外科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结合国内外最新的研究进展,明确创伤性颞下颌关节强直的发病因素,如髁突的损伤、关节盘的损伤或移位、关节窝的损伤以及翼外肌的类牵张成骨作用;对“血肿机化”、“翼外肌类牵张成骨”等发病机制假说进行述评,并结合相关细胞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阐述现阶段创伤性颞下颌关节强直的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腮腺良性肿瘤是头颈部较为常见的肿瘤,手术切除是其最主要的治疗方式。针对腮腺不同部位的良性肿瘤,可根据肿瘤的类型、大小、位置、与面神经的关系及患者对美观的要求等因素综合考虑采用不同的手术入路设计及切除方式,如改良耳周切口、改良面部除皱切口等,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在腮腺良性肿瘤切除术中,应尽可能保护面神经、耳大神经及腮腺导管,以保留面神经及腺体功能、降低术后并发症。此外,针对腮腺肿瘤切除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如面神经损伤、涎瘘、Frey综合征、术后面部凹陷、耳周感觉异常、复发等,应在术中积极预防,并在术后早期干预,在确保完整切除肿瘤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术后并发症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埋伏阻生牙是一类复杂的错𬌗畸形，不同人种、性别以及牙位的发病率不甚相同。埋伏阻生牙的病因包含全身因素与局部因素，全身因素包括内分泌紊乱、营养不良、急慢性传染病等；局部因素包括在牙齿发育到萌出至正常位置的过程中，能够造成牙齿发育异常或者萌出异常的任何因素，如局部炎症或外伤造成的恒牙胚受损、乳牙早失导致的萌出间隙不足、多生牙或牙瘤等局部病变导致的萌出道障碍。埋伏阻生牙临床表现为正常牙位的恒牙缺失，锥体束CT能精确进行阻生牙的诊断与定位。正畸综合治疗包括外科手术助萌、拔除滞留乳牙或多生牙、去除牙瘤或囊肿等病变、正畸扩展间隙提供条件自行萌出；当外科手术去除局部软硬组织障碍后，牙齿仍不能顺利萌出，则需要配合正畸牵引导萌或拔除后正畸以及自体牙移植等方法。明确诊断、合理评估治疗难度、采取合适的矫治方法是提高治疗成功率的关键。本文将重点回顾埋伏阻生牙的流行病学、病因、诊断和相应的治疗方法等，全面阐述埋伏阻生牙的正畸综合治疗，期望为临床医生治疗埋伏阻生牙提供参考。

牙齿缺失伴随着牙槽骨吸收或缺损,导致骨量和软组织量不足。种植治疗除恢复缺失牙的咀嚼功能外,还需恢复牙弓的轮廓和外形,引导骨再生术是骨增量的常用手段。异种颗粒状骨替代材料因其降解时间长、免疫反应低等优点,在临床水平骨增量领域应用广泛,但存在操作不便、成骨活性低等问题。血浆基质能有效提高口腔组织再生效果、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出现,在口腔组织再生中的应用逐渐增多。本文首先介绍了血浆基质在水平骨增量中的主要应用形式（固态血浆基质膜、血浆基质骨块）,并根据临床常用的骨增量决策方案,即是否能够在理想位置植入种植体以及植入后是否存在骨开裂对水平骨缺损进行重新分类,其中Ⅰ类水平骨缺损为缺牙位点骨量可供植入理想尺寸的种植体,且种植体周围无骨开裂,但牙槽骨轮廓比非缺牙区凹陷的情况;Ⅱ类水平骨缺损为缺牙位点骨量根据未来修复体位置确定的种植位点植入理想尺寸种植体后,种植体三侧均有骨,但颊侧骨壁存在骨开裂（骨开裂长度小于种植体长度的50%）的情况;Ⅲ类水平骨缺损为缺牙位点骨量不足以在理想位置植入理想尺寸的种植体,需要先行植骨恢复骨量以利于种植体植入的情况。本文随后对血浆基质在不同水平骨缺损类型中的应用方法进行阐述：在Ⅰ类水平骨缺损中主要采用固态血浆基质膜替代胶原膜使用;在Ⅱ类水平骨缺损中使用血浆基质骨块充填种植体植入后的骨缺损区,覆盖胶原膜,并在胶原膜表面覆盖固态血浆基质膜;在Ⅲ类水平骨缺损中采用血浆基质骨块替代自体骨块充填缺损区,并用钛钉进行固定,胶原膜和固态血浆基质膜双重覆盖后缝合固定。本文旨在为口腔临床医师全面了解血浆基质、简化引导骨再生术操作以及血浆基质在水平骨增量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已逐渐应用于临床影像资料处理、辅助诊断及预后评估等领域,研究表明,其能简化医生临床任务,快速提供分析处理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在口腔正畸诊疗方面,人工智能可辅助用于二维及三维头影测量快速定点,此外,也广泛应用于三维牙模信息的高效处理与分析,并在决策正畸治疗是否需要拔牙、辅助判断生长发育阶段及正畸预后和美学评估中具有优势。尽管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受限于训练数据资料的数量与质量,但将其与正畸临床诊疗相结合,可提供更快更有效的分析诊断,为更准确的诊疗决策提供支持。本文就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口腔正畸诊疗中的应用进行综述,以期正畸医生在临床中理性看待和合理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让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正畸临床诊疗,以促进口腔正畸智慧化诊疗流程进一步发展。

目的 探讨腮腺淋巴上皮癌的诊断方法、治疗方式及预后情况,为临床提供参考。方法 2012年至2019年期间收治的腮腺淋巴上皮癌病例22例,对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治疗方式及随访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22例患者中,男性8例,女性14例;年龄26~61岁,主诉病程3天~18年,单侧腮腺区多发肿块1例,其余21例均为腮腺区单侧单发肿块。所有患者均行术前螺旋CT检查,CT所示腮腺组织内软组织肿块影,其内密度影欠均匀,CT值26~81 HU,15例表现为类圆形,界限尚清晰;7例表现为结节状,界限稍不清晰或部分不清晰。所有病例诊断最终依据病理学检查,HE染色图像可见肿瘤细胞边界清楚,上皮细胞生长活跃伴有异型性,可见核分裂像,肿瘤间质可见丰富的淋巴细胞浸润。22例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其中9例患者未行颈淋巴清扫。20例患者术后接受辅助放疗,其中10例同时行辅助化疗;1例患者术后仅行化疗,1例患者术后未行其他任何辅助治疗。所有病例均得到回访,21例无瘤生存13个月~8年,1例患者术后16个月因肝转移死亡。结论 腮腺淋巴上皮癌是临床上较为罕见的恶性肿瘤,病理仍是诊断腮腺淋巴上皮癌的金标准。根治性手术切除肿瘤是首选治疗方法,根据临床检查及影像学检查及颈部情况进行选择性颈淋巴清扫,术后辅助放化疗可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腮腺慢性阻塞性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diseases of parotid)在临床多见,病情反复,治疗效果欠佳。本文参阅“腮腺反复肿胀”相关文献,结合个人临床实践和研究成果,从病因学的角度将腮腺阻塞性疾病分为机械性阻塞、特异性阻塞和非特异性阻塞3大类,并引入流体力学的原理解释腮腺阻塞的机制,针对不同病因提出改变腮腺微流场中唾液流动状态,减少流动阻力以解除阻塞的治疗新思路:传统的结石取出可清除导管内机械性阻塞,药物促进唾液分泌以改变唾液粘滞度,内镜下扩张导管或放置支架以扩大管径,选择性栓塞侧支导管以减少流场中高压区和低速区等等,这些方法均能有效提高唾液流动速率,减少唾液滞留和腮腺阻塞的发生。

目的 系统评价HLA-DQB1和HLA-DRB1等位基因多态性与龋病的相关性,为龋病防治提供参考。方法 在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Scopus、知网、万方、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检索2020年12月之前发表的相关文献。采用R4.0.2软件进行Meta分析,进行异质性检验,并评价发表偏倚。结果 共纳入10篇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组564例,对照组676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① HLA-DQB1*02(OR=0.52,95%CI=0.29~0.93,P < 0.05)和HLA-DRB1*09(OR=0.34,95%CI=0.21~0.58,P < 0.05)等位基因是龋保护因素;② HLA-DRB1*13(OR=2.96,95%CI=2.03~4.33,P < 0.05)和HLA-DRB1*14(OR=1.95,95%CI=1.26~3.02,P < 0.05)等位基因是龋易感因素。亚组分析结果: HLA-DRB1*07在中国人群中是龋易感因素(OR=0.48,95%CI=0.24~0.97,P < 0.05),而在巴西人群、土耳其人群中均无统计学意义; HLA-DRB1*11在唾液组中为龋保护因素(OR=2.26,95%CI=1.46~3.52,P < 0.001),而在血液组中为龋易感因素(OR=0.09,95%CI=0.12~0.34,P < 0.001)。结论 HLA-DRB1*13和HLA-DRB1*14等位基因是龋易感因素,HLA-DQB1*02和HLA-DRB1*09是龋保护因素。HLA-DRB1*07在中国人群是龋易感因素;HLA-DRB1*11在唾液组中为龋保护因素。因纳入研究样本量及质量有限,待后期纳入更多高质量研究予以验证。

目的 构建hit基因缺陷型变异链球菌株并验证其细胞周期调控的功能。方法 从变异链球菌株ATCC25175中提取基因组DNA,采用PCR扩增技术,将hit基因上下游片段克隆到pFW5质粒(壮观霉素抗性)上以构建重组质粒;利用该菌株天然遗传转化机制,将线性化重组质粒转入由其感受刺激多肽(competence stimulating peptide, CSP)刺激产生变异链球菌感受态中,进行同源重组;再通过壮观霉素抗性筛选,结合PCR产物电泳和Sanger法测序,筛选鉴定hit基因缺陷型变异链球菌株;最后在BHI培养基中培养,检测其生长速率。结果 从ATCC25175变异链球菌基因组DNA中,克隆hit基因上游约856 bp、下游约519 bp片段到pFW5质粒的两个多克隆位点区间 (MCS-I 和 MCS-II),经双酶切和PCR测序鉴定,得到重组质粒pFW5_hit_Up_Down。线性化该重组质粒,转入由CSP刺激产生变链感受态中进行同源重组;再通过壮观霉素BHI培养基多次抗性筛选,hit基因片段的PCR产物电泳和Sanger测序筛选出hit基因缺陷变异链球菌株,该缺陷菌株较其亲本菌株生长更快速(P<0.001)。结论 获得具有遗传性状hit基因缺陷变异链球菌株,hit基因产物调控变异链球菌生长周期。

目的 探讨新型光敏剂吲哚菁绿（indocyanine green,ICG）介导的光动力疗法在体外对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F.nucleatum）生物膜的抗菌作用。方法 CCK-8检测光敏剂ICG的毒性,将F.nucleatum以10⁸ CFU/mL与浓度分别为0、10、20、30、40 μg/mL的光敏剂ICG在厌氧（80% N₂、10%H₂和10%CO₂）条件下混合均匀,用强度为0.1 W/cm²的808 nm近红外光照射3 min,以进行抗菌光动力治疗,共培养2 d,形成成熟的生物膜。通过菌落形成单位计数（CFU）比较不同浓度ICG对F.nucleatum生物膜的抑菌效果;采用结晶紫定量法和MTT细菌增殖实验检测ICG对F.nucleatum生物膜形成量及生物膜代谢活性的影响;采用硫酸-苯酚法测定ICG对F.nucleatum生物膜胞外多糖形成的作用;利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生物膜形成情况及细菌活死数量的变化。结果 随着ICG浓度的增加,菌落数及生物膜的生物量逐渐减少,生物膜代谢活性降低,胞外多糖的产量减小,与对照组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同时,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显示活细菌数量逐渐减少。结论 用光敏剂ICG进行抗菌光动力治疗可以有效抑制F.nucleatum生物膜的形成。

牙龈色素沉着（gingival pigmentation,GP）表现为牙龈出现黑色或棕褐色等深色色素沉着斑,多由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沉积于牙龈上皮引起,其影响因素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两大类,外源性因素包括重金属、纹身、吸烟或药物的使用,而内源性因素则与某些疾病有关。对GP进行临床分级有助于对治疗的必要性及预后进行合理评估,Dummett-Gupta口腔色素沉着指数是目前常用的分级方式,而将病因与临床表现结合起来形成的新的评级方式则可更为全面地描述患者情况。临床中需详细询问病史、完善检查以鉴别生理性GP与病理状态所致的GP。激光治疗是目前治疗效果较好、患者接受度较高且较为舒适便捷的治疗方式,包括半导体激光、Er:YAG激光、Nd:YAG激光等。本文就GP的形成因素、临床表现、治疗方法做一综述,以期为GP的临床诊治提供思路。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因其大规模爆发造成众多人员感染和死亡已成为备受全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COVID-19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起的传染性极强的呼吸道疾病。COVID-19感染人数众多,传播速度极快,快速诊断感染者且尽早排查无症状感染者极为重要。目前,初步筛查是通过患者的临床表现来判断,主要涉及呼吸系统,但近来研究发现COVID-19患者具有独特的口腔表现,具体为味觉障碍、口干、口臭、唾液腺炎症,坏死性牙周病及念珠菌病、多形性红斑等一些常见的口腔黏膜病,且一些表现早于干咳、发烧等典型症状。关注患者的口腔表现能够进一步完善COVID-19筛查程序,目前对于这些口腔症状,以对症治疗为主。

目的 探讨牙髓干细胞（dental pulp stem cells,DPSCs）释放的凋亡小体（apoptotic bodies,ABs）对巨噬细胞极化及体内炎症反应的调节作用。方法 分离培养、鉴定人来源DPSCs并利用星孢菌素诱导其凋亡,对ABs进行表征鉴定。将体外培养的巨噬细胞分为对照组、LPS组以及LPS+ABs组,分别施加溶剂对照处理、LPS处理、LPS和ABs共处理,观察巨噬细胞对ABs的吞噬情况以及各组M型巨噬细胞标志物CD206表达及细胞因子释放水平的差异。构建小鼠皮肤创伤模型及小鼠葡聚糖硫酸钠结肠炎模型,分为PBS组、DPSCs组及ABs组,分别注射PBS对照、DPSCs及DPSCs来源的ABs,观察各组小鼠体重、损伤局部组织形态、CD206表达、组织再生及细胞因子表达等情况的差异。结果 分离培养的DPSCs表面标志物及分化潜能符合间充质干细胞特征。DPSCs在凋亡过程中释放的ABs符合典型凋亡小体特征。ABs可被体外培养的巨噬细胞吞噬,并提高LPS处理组巨噬细胞CD206表达、降低其促炎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的释放,同时增加炎症调节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的释放（P<0.01）。在皮肤创伤模型中,尾静脉注射ABs显著提高皮肤缺损愈合速度（P<0.05）,降低创伤局部炎性因子表达（P<0.01）,并提高CD206阳性细胞数量（P<0.01）;在结肠炎模型中,ABs有效维持小鼠体重（P<0.05）和结肠长度（P<0.01）,并显著增加局部CD206阳性细胞数量（P<0.01）。结论 DPSCs释放的ABs可促进M2型巨噬细胞极化并调节炎性反应,有望替代活细胞移植应用于炎症调节及组织再生。

目的 对比Yu瓣和Karapandzic瓣修复下唇2/3以上缺损的临床效果,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方法 下唇肿瘤与血管畸形手术切除后下唇缺损达2/3以上患者10例,5例采用Yu瓣修复(Yu瓣组),5例采用Karapandzic瓣修复(Karapandzic瓣组),术后随访至少1年,对重建的下唇进行形态评价(口角对称、小口畸形、唇红暴露)和功能评价(唇部感觉功能、唇部运动功能)。结果 所有患者皮瓣均存活,伤口均获得一期愈合,采用Yu瓣或Karapandzic瓣重建的下唇获得相似的令人满意的口腔功能:感觉功能基本恢复,言语、表情无明显障碍,无口水外漏现象发生;Yu瓣组1例出现轻微小口畸形,Karapandzic瓣组2例有轻微小口畸形,3例有中度小口畸形;90%(9/10)患者对术后效果非常满意,Karapandzic瓣组1例基本满意。结论 Yu瓣和Karapandzic瓣均可用于修复下唇2/3以上缺损,效果可靠,这两种方法可以取得相似的术后口腔功能,但在美观方面Karapandzic瓣逊色于Yu瓣,常有小口畸形情况发生,而使用Yu瓣修复一般可保持原有口裂的大小。

目的 应用锥形束CT（cone beam CT,CBCT）测量在上颌第一、第二磨牙间腭侧以不同角度植入微种植支抗钉时上颌第一、第二磨牙腭根间近远中向宽度,以及微种植支抗钉植入路径的黏膜厚度和骨组织厚度,为临床选择微种植支抗钉植入位置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90例成人患者,以其颌骨进行扫描重建的CBCT资料为研究对象,在上颌腭侧,第一磨牙和第二磨牙之间选取距上颌第一磨牙腭尖12、14、16、18 mm的软组织标志点作为测量位置,分别测量与牙长轴成30 °、45 °、60 °、90 °时上颌第一、第二磨牙腭根之间的近远中向宽度及微种植支抗钉植入路径的黏膜厚度和骨组织厚度。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LSD法两两比较。结果 植入微种植支抗钉角度越大,上颌第一、第二磨牙腭根间的近远中向宽度越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90 °方向相比,以60 °方向植入时近远中向宽度更大,接触相邻牙根的概率更小;植入角度越大,黏膜厚度越小,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P<0.001）,与30 °、45 °方向相比,以60 °方向植入时黏膜厚度更小,微种植支抗钉进入骨组织内的长度更大更稳定。植入微种植支抗钉位置越高,近远中向宽度越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12、14 mm位置相比,距上颌第一磨牙腭尖16 mm植入时近远中向宽度更大,接触相邻牙根的概率更小;植入位置越高,黏膜厚度越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与18 mm位置相比,距上颌第一磨牙腭尖16 mm植入时黏膜厚度更小,微种植支抗钉进入骨组织内的长度更大,更稳定。结论 在上颌第一、第二磨牙间腭侧,距上颌第一磨牙腭尖16 mm以60 °方向植入微种植支抗钉较为安全。

唾液腺结石好发于下颌下腺,常引起反复发作的进食后腺体肿胀和疼痛,曾是摘除腺体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现代医学愈来愈强调微创治疗的大趋势下,下颌下腺结石诊治过程中的腺体保留和功能恢复得到越来越多重视。临床上广泛应用的锥形束CT（cone beam computed tomography,CBCT）以及唾液腺内镜等新设备新技术,有助于精确定位和微创取出结石,丰富了下颌下腺结石的治疗手段。本文根据笔者临床诊治的经验体会,参阅和借鉴相关文献,尝试总结出分布于下颌下腺导管系统不同部位结石的治疗策略：①强调器官保存和恢复功能并重;②内镜与微创优先;③科学分类,精准施治。针对导管系统中结石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导管前中段结石以内镜取石为主,腺门结石需根据其特点选择内镜治疗或/和切开取石,腺体内结石建议观察。同时应注重腺体的功能评价,取出结石后尽可能恢复下颌下腺的分泌功能。

目的 探讨颌面颈部巨大神经纤维瘤的多学科诊疗模式,为临床提供参考。方法 由口腔颌面外科主诊,麻醉科、ICU、血管外科、胸外科等多学科参与、共同制定治疗方案的2例颌面颈部巨大神经纤维瘤患者实施围术期全程管理的流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2例患者的多学科治疗过程(麻醉-栓塞-协同手术-ICU复苏-术后管理)均按术前计划顺利实施,术中未出现多学科风险评估未预测到的不良事件或意外,均完成手术治疗,且未发生严重并发症。2例术后病理报告均为神经纤维瘤,患者伤口均I期愈合。结论 多学科诊疗模式可在颌面颈部巨大神经纤维瘤的诊治中发挥积极作用,患者可以得到安全、有效的诊治。

良好的缝合能够起到固定、关闭创口的作用，是保证创口良好愈合的基本条件。牙缺失种植位点的软硬组织再生术，无张力的对位缝合对于组织的再生十分重要。水平内褥式缝合与常规水平褥式缝合类似，通过两针进针、两针出针形成一个能被切口平分的矩形，水平内褥式缝合在矩形的基础上，强调经过切口的缝线需位于切口下方，因此创缘的外翻为该术式亮点。水平内褥式缝合通过缝合和打结可以紧密贴合受区组织与移植物，实现胶原膜、根向复位瓣、软组织移植替代物的固定，关闭创口还能进一步释放创缘张力。在满足固定、关闭创口的基本需求之外，水平内褥式缝合还能起到应力中断作用，降低周围肌肉牵拉对术区的干扰，搭配常规间断缝合能更精细调节创口张力，因此在种植相关再生性手术中应用潜力大。笔者基于临床经验和文献，阐述水平内褥式缝合在组织增量术区应用的优势，尝试明确进出针位点及缝线与组织和切口的空间关系，提出命名根据，有利于同行交流与实践。

目的 基于网络药理学方法研究雷公藤治疗口腔扁平苔藓(oral lichen planus,OLP)的主要活性成分及其潜在的药理特性和作用机制。方法 基于中药系统药理学分析平台等获取雷公藤化学成分及靶点,Gene Cards等数据库获取OLP靶点,将药物与疾病靶点进行韦恩分析,得到雷公藤治疗OLP的潜在靶点。采用Cytoscape 3.7.2构建化学成分-靶点网络,STRING构建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Network Analyzer计算网络拓扑属性,利用Cluster Profiler软件包进行GO、KEGG富集分析,并构建雷公藤化学成分-靶点-通路网络。结果 获得雷公藤23个成分和150个靶点,OLP靶点472个,交集靶点44个。雷公藤治疗OLP的核心活性成分有雷公藤内酯、山奈酚、川陈皮素等,关键靶点包括肿瘤坏死因子、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1等。GO富集分析得到白细胞分化、对脂多糖的反应等63个GO条目。KEGG富集分析得到TNF信号通路、IL17信号通路等111条通路。结论 应用网络药理学方法初步揭示雷公藤治疗OLP的主要成分、作用靶点和作用途径,为将来从雷公藤中开发出高活性、低毒性的治疗OLP的药物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横腭杆是一种在正畸临床中应用广泛的固定矫治器的辅助装置。本文就横腭杆在正畸临床中的应用及其力学机制进行综述,为临床医师提供参考。与传统观念不同,单独使用横腭杆并不能有效加强支抗,将其与其他传统支抗加强装置联合使用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提供充足的支抗。同时,横腭杆可以辅助唇侧固定矫治维持牙弓宽度,辅助排齐牙列,纠正不良习惯,使矫治效率得以提高,副作用减少。用作主动矫治装置时,横腭杆可以使单侧或双侧磨牙在三维方向进行移动,尤其适用于改正磨牙旋转和宽度不调。应用力学原理对横腭杆与双侧磨牙连接构成的双力偶系统进行分析,可以增进对于矫治机制的理解,提高矫治结果的确定性。近年来,横腭杆常常与种植体支抗联合使用以压低磨牙或整体近移或远移上牙列。未来研究者可探讨更多横腭杆与种植体支抗、上颌骨性扩弓装置等结合方案以进行正畸治疗。

目的 应用CBCT观察桂西地区人群下颌第二磨牙牙根和根管的形态,为临床诊疗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符合纳入标准的564例患者下颌第二磨牙1 128颗,应用Planmeca Romexis CBCT机及其自带的图像分析软件,统计分析患者各牙根、根管形态的性别、年龄和民族间差异及双侧牙根和根管对称情况。结果 1 128颗下颌第二磨牙中,壮族662颗,汉族384颗,其他民族82颗;双根型和C形根型占比较高,分别为73.94％和24.47％;双根型检出率男性高于女性,C形根型检出率女性高于男性(P<0.05);壮族人群的牙根分型主要以双根型为主(P<0.01)。双根型下颌第二磨牙的近中根IV型发生率最高(P<0.01),远中根I型发生率最高(P<0.01)。C形根管在根管口处较为连续,越向下,连续性越差：在根管口、根中部和根尖部三个不同水平面中,根管口以C1型为主,根中部和根尖部均以C3型为主(P<0.01)。双侧牙根和根管对称性的差异在不同性别组、年龄组、民族组间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高于女性,18~35岁年龄组较高,壮族比汉族高。结论 桂西地区人群下颌第二磨牙牙根和根管形态复杂多变,壮族、汉族人群牙根分型以双根型为主,C形根也较多见,壮族人群双侧牙根和根管对称性高于汉族人群。

目的 以光镜下病理切片为参照,分析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测量的舌鳞状细胞癌浸润深度的准确性,为临床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2018年1月至2020年9月就诊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口腔科和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的73例舌鳞状细胞癌患者,术前均行MRI评估舌鳞状细胞癌浸润深度,术中冰冻病理切片再次测量舌鳞状细胞癌浸润深度。结果 T1加权成像测量的舌鳞状细胞癌浸润深度较病理结果平均高估1.11 mm (95%CI=0.51~1.70,t=3.72,P<0.001),相关系数r为0.95;T2加权像平均高估2.17 mm (95%CI=1.32~3.02,t=5.10,P<0.001),相关系数r为0.92。Bland-Altman图显示T1、T2加权像与病理测量的浸润深度一致性佳。结论 MRI测量的舌鳞状细胞癌浸润深度较为准确,与病理测量结果相比有平均1~2 mm的高估,其中T1加权像优于T2加权像。

目的 探讨以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法分析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的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数据库构建的OSCC诊断模型的价值,为临床诊疗提供参考。方法 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数据库中获取OSCC和正常对照样本的RNA-seq表达数据,通过R软件对表达数据进行归一化和差异表达分析,以筛选出DEGs,并同时对DEGs行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GO）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富集分析,以发现主要生物学特征。随机选取RNA-seq中DEGs表达数据的70%作为训练集以及30%作为测试集后,应用PCA法对训练集数据进行分析,提取与诊断OSCC相关的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PC）构建PCA模型,再分别绘制训练集和测试集PCA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以评估PCA模型对OSCC诊断的准确性。结果 从TCGA数据库中获取OSCC和正常对照样本的RNA-seq表达数据分别为330例、32例。以错误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FDR）<0.001和|log2FC|（|log2 fold change|）>4为阈值,共筛选出159个下调和248个上调DEGs,主要富集在中间纤维、黑素体膜等细胞成分,以及色素和唾液相关的生物过程;主要参与唾液分泌、酪氨酸代谢等通路（P.adjust<0.05和Q<0.05）。将DEGs拟作为诊断OSCC的肿瘤标志物,对训练集行PCA分析显示,主成分前3位PC1、PC2、PC3方差的贡献率分别为0.873、0.100、0.023,三者累计方差的贡献率为0.996,主成分前3位PC1、PC2、PC3包含颌下腺雄激素调节蛋白3B（submaxillary gland androgen regulated protein 3B,SMR3B）、富含脯氨酸27（proline rich 27,PRR27）、组蛋白3（histatin 3,HTN3）、抗凝素（statherin,STATH）、胱抑素D（cystatin D,CST5）、包含 A 族成员2的BPI折叠（BPI fold containing family A member 2,BPIFA2）、富含脯氨酸的蛋白质Hae Ⅲ亚家族 2（proline rich protein Hae Ⅲ subfamily 2,PRH2）、角蛋白 35（keratin 35,KRT35）、组蛋白1（histatin 1,HTN1）、淀粉酶α1B（amylase alpha 1B,AMY1B）。进一步结合三者的特征向量构建OSCC的PCA诊断模型,在训练集和测试集ROC曲线中显示该模型的AUC值分别为0.852、0.844,均高于其他基因。结论 基于PCA法和DEGs构建的以SMR3B、PRR27、HTN3、STATH、CST5、BPIFA2、PRH2、KRT35、HTN1和AMY1B表达水平为基础的OSCC诊断模型有较高的诊断优势,可为OSCC的早期基因诊断以及PCA模型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 探讨幼年性玻璃样变纤维瘤病的临床病理特点、影像学表现、遗传学模式及诊治。方法 报道1例幼年性玻璃样变纤维瘤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组织病理学检查、遗传学改变,同时对以往文献进行回顾,重点讨论该疾病的临床诊断、治疗以及预后情况。结果 幼年性玻璃样变纤维瘤病好发于婴幼儿及儿童,本例患者具有典型的临床和病理学表现,临床征状为枕后部肿块、皮肤及皮下结节、牙龈过度增生、关节挛缩和关节溶骨性病变,病理学病变特征为组织内单一的梭形细胞增殖并伴有大量无定形透明嗜酸性物质聚集。对手术切除后病变组织行基因检测,进一步明确ANTXR2基因突变,符合幼年性玻璃样变纤维瘤病的遗传学改变。对该患者术后6个月随访结果显示,牙龈及面部肿块切除后均无明显复发。该疾病的治疗除了手术外,还需结合康复性治疗和多学科联合对症支持治疗,才能取得较好的预后效果。结论 幼年性玻璃样变纤维瘤病是一种罕见的非肿瘤性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与ANTXR2基因突变相关,其临床表现为皮下结节、牙龈增生、关节挛缩和溶骨性破坏等;治疗需要多学科联合对症支持治疗。

目的 比较不同冲洗方法对根管内氢氧化钙的清除效果,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160颗下颌单根管恒前磨牙,截冠后ProTaper预备至F4。将牙纵向劈为两半,分别在根管壁上制备标准化凹槽和凹陷模型并填入氢氧化钙。根据不同冲洗方法将样本随机分为4组（n=40）:注射器组、超声组、XP-endo finisher（XPF）组、M3-Max组;每组根据冲洗液再分为2个亚组（n=20）：次氯酸钠组、次氯酸钠+乙二胺四乙酸（ethylene diamine tetraacetic acid,EDTA）组。冲洗结束后显微镜下拍摄凹槽和凹陷照片,并对残余氢氧化钙进行评分,比较不同冲洗方法和冲洗液对氢氧化钙的清除效果。结果 在凹槽和凹陷模型中,使用次氯酸钠作为冲洗液时,超声、XPF和M3-Max清除氢氧化钙的效果均优于注射器冲洗（P < 0.05）;当使用次氯酸钠联合EDTA冲洗时,超声、XPF和M3-Max清除氢氧化钙的效果也均优于注射器冲洗（P < 0.05）;但超声、XPF和M3-Max三者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与使用次氯酸钠作为冲洗液时相比,次氯酸钠联用EDTA冲洗可增强超声、XPF和M3-Max清除氢氧化钙的效果（P < 0.05）,但不能增强注射器冲洗效果（P > 0.05）。结论 次氯酸钠联用EDTA冲洗可增强超声、XPF和M3-Max清除氢氧化钙的效果,三者间无明显差异,均优于注射器冲洗。

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SCC）是口腔颌面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颈部淋巴结转移是OSCC重要的生物学行为,也是影响患者预后的主要因素。颈淋巴清扫术作为颈部处理最常用的手术方式,术式的合理选择非常重要。目前的观点认为：对于临床评估有颈部淋巴结转移（clinically node-positive neck, cN+）的患者,术式可采用根治性或改良根治性颈淋巴清扫术;而对于临床评估颈部无明显转移（cN0）的患者,术式可采用择区性颈淋巴清扫术。近年来,择区性颈淋巴清扫术被越来越多的推广应用,其适应证也由cN0向cN+逐渐扩大。然而,对于OSCC cN+患者是否也可以采用择区性颈淋巴清扫术,目前仍未达成共识。本文将近年来关于OSCC cN+颈部处理的临床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分析不同的颈淋巴清扫术对cN+ OSCC预后的影响,总结OSCC cN+颈部的治疗原则。

活髓保存治疗是尽最大限度保留健康牙髓组织、提高患牙远期保存率的方法,但其被认为适应范围有限,疗效不确定。牙髓组织的病理学改变是决定临床治疗方案和评估疗效的组织学基础,而常用的检查方法无法全面反映牙髓的病理学改变。随着对牙髓生物学研究的深入、现代诊疗技术及盖髓材料的革新,活髓保存治疗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在以往被认为需要摘除牙髓的患牙上。本文根据循证文献,就牙髓炎病理改变、恒牙牙髓炎活髓保存治疗的临床研究等方面进行分析讨论和总结。在活髓保存治疗的过程中综合运用包括激光多普勒血流仪、组织氧检测仪、核磁共振成像、牙科显微镜等技术与方法准确判断牙髓炎症状态,并依此决定牙髓的去留程度;结合严格的感染控制与高生物相容性盖髓材料的使用,活髓保存治疗可运用在部分龋源性露髓患牙与出现不可复性牙髓炎症状的恒牙上。未来的研究则需从牙髓修复再生机制、牙髓炎诊断精准化、盖髓材料的升级等方面提高恒牙牙髓炎活髓保存治疗的成功率。